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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“母亲”和她的3000个孩子

金台环环 环球人物 2022-10-29


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,

从来不缺少爱的故事。


作者:许晓迪


上世纪60年代,中国内蒙古。


个外号“小毛巾”的小女孩,打翻了妈妈给她做的奶豆腐,因为“难吃”。


草原上,她是一个奇怪的孩子,没有蒙古族名字,吃不惯牧民的食物。看到冰糖两眼放光,吃到鸡蛋会开心地笑,有厕所才愿意方便。


她记忆深处都指向她来的地方——上海孤儿院。她被称作“小毛巾”,是因为经常拽着一条小毛巾不撒手。那是母亲留下的,上面绣着她的名字:杜思珩。


99日,尔冬升执导的电影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上映。“小毛巾”杜思珩,即是主人公之一。而在她的故事背后,凝结着一段真实的历史三千孤儿入内蒙。


·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剧照。



接一个,活一个,壮一个


1960年,水、旱、虫、雹一齐向神州大地袭来,中国陷入自然灾害的深渊,全国粮食急骤短缺,从农村到城市,人们一步步勒紧裤带。


饥饿首先威胁着孩子。上海孤儿院人满为患,几乎每一天都有弃婴、弃童被送来,粮食和营养品难以为继。


当时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心急如焚。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,她碰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,向他求助:“能不能搞些奶粉给那些可怜的孩子?


·康克清和孩子们。


此时的内蒙古,也置身灾荒饥馑中。但乌兰夫还是伸出援手,凑出几千罐奶粉,运往南方。


然而,面对“远方的哭声”,这一点奶粉只是杯水车薪。


自治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,最终决定:“将孤儿接到内蒙古来,分派给牧民去抚养。”计划第一时间报告给党中央,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。


乌兰夫的指示简洁果断:接一个,活一个,壮一个。


·1961年,乌兰夫看望在锡林浩特幼儿园的上海孤儿。


4月中旬,包头市的接运人员最先出发,带回了100多个孩子。拥挤的车厢里,充斥着汗味、奶味、尿骚味以及给孩子们治疗的医药味。接运小组,从领导到医生,从厨师到保育员,轮流值班,谁也不敢懈怠敷衍。


·开往草原的列车。(电影《额吉》剧照)


从春天到夏秋,在从上海开出的列车上,不时能看到装满小乘客的车厢。这些孩子最大的9岁,最小的刚刚降生,全都瘦得皮包骨头,大脑袋、细脖子,肚皮胀得像个小鼓。


他们先到城市医院里进行严格的体检、治疗。当身体无大碍时,孩子们会来到育儿院。这些育儿院有一个统一的名字——“兴蒙”。


那几年,内蒙古自治区先后接纳了来自上海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苏等城市的3000多名孤儿。这些来自江南的孤雏,将在内蒙古高原的花草、马背与蒙古包中,开始新生活。



19岁成为28个孩子的母亲


育儿院,是孩子们草原生活的第一站。他们随时面临死神的挑战。消化不良、腹泻、脱水、麻疹、水痘,尤其是蛔虫病。呼和浩特市育儿院的保育员马玉珍曾回忆:吃了蛔虫药,孩子们到处拉蛔虫。有时,便出一半的蛔虫还在肛门外挣扎、缠绕着,孩子们吓得一边哭一边叫。保育员去帮他们,手哆嗦着,拽出那些白色的虫子。育儿院有一个5个月大的女孩,得了蛔虫病,任何牛奶饼干都喂不进去,医生也束手无策。马玉珍很着急。那年,她29岁,有一个正在吃奶的儿子。她试着把乳头放进孩子嘴里,孩子没有拒绝,不一会儿就吃饱了。她又找来偏方,用使君子熬水,孩子拉下大团的蛔虫。不久,孩子脸上有了红晕,长了肉。马玉珍自己的儿子却一天天瘦下来。那年月,市场上买不到好奶粉。她把自己的奶水喂给孤儿,自己的孩子只能灌玉米糊糊。也有很多保育员,还是未婚的姑娘。1961年,19岁的都贵玛被分配到四王子旗育儿院,成为28名孤儿的“额吉”(蒙古语,母亲)。这些孩子,最小的刚刚满月,最大的6岁。从喂奶喂饭到卫生护理,都贵玛常常不眠不休;孩子生病了,她冒着凛冽寒风和被草原饿狼围堵的危险,深夜骑马奔波几十里去找医生。在她的悉心照料下,28个孩子没有一个因病致残,更无一人夭折,在那个缺医少药、经常挨饿的年月,堪称奇迹。

·上图:都贵玛(中)和女儿查干朝鲁(左)在她们居住的蒙古包前合影。

·下图:2018年,76岁的都贵玛(右)和女儿查干朝鲁在自家楼下合影。


在育儿院,马玉珍、都贵玛的故事,到处都有。


很多无名的母亲,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了病弱的孩子。很多职工将自己的鲜血注入孩子细弱的脉管,有一个人先后献血15次,却没有留下姓名。


·内蒙古巴音策勒牧业社的保育员和幼儿们玩耍。(新华社资料图片)


在这里,这些孤儿被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

这群南方的孩子们逐渐适应了北方的气候水土、语言饮食——是时候了,让他们“放飞”到各自的爸爸妈妈家。


6个孤儿,一块墓碑


草原的节日来到了。


那些没有孩子又十分喜欢孩子的牧民们,骑着马、赶着勒勒车,一批一批来到育儿院——他们要领一个自己心爱的孩子做儿女。


也有一些孩子被“剩下”。


镶黄旗新宝力格公社育儿院有6个孩子,他们经历遗弃、漂泊、迁徙,本能地对抗着外部世界,用上海话互相鼓励,不愿意到蒙古包里去。


保育员张凤仙,主动提出收养这6个不愿分离的孩子:“只要有我一口吃的,就不会让他们挨饿。


张凤仙的丈夫仁钦·道尔吉,曾是一位骑兵连长,转业后在旗畜牧场当场长。他买了一支猎枪,踩着碎雪去荒原上打兔子、追黄羊,捡回过去不屑一顾的头蹄下水货,给孩子们增补营养。


·张凤仙和丈夫仁钦·道尔吉。


有一年临近春节,粮食局给每个孤儿特批5斤大米,领米的地点在百里之外的化德县。张凤仙顶风冒雪,跋涉远征,一路上靠几块饼干和白雪充饥,背回了30斤大米。


动乱的年代,新华书店的书被堆成山,放火焚烧。孩子们从火堆里刨出两大捆书,从此张凤仙坐在门口纳鞋底,让孩子们在家里读书。


旗府中学一位老师,被勒令去滩里铲羊粪砖。张凤仙把他请到家中,给他烧茶做饭,教孩子们功课,晚上再给他一车羊粪砖回去交差。


就这样,在偏僻遥远的草原上,一顶破旧的蒙古包成为一座播种文明的学校。孩子们学会了演算数学、朗读英文,书写汉字和蒙古字。


后来,这6个孩子个个有出息:巴特尔考进了南京气象学院,黄志刚在旗物资局当采购员,党玉宝参了军,毛世勇也入了伍,其木格当了邮电局话务员,高娃考进了南开大学。


·张凤仙夫妇和她收养的6个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。(新华社资料图片)


1991年1月,一生劳累的张凤仙逝世。那些岁月里,几个孩子始终叫她“张阿姨”,因为张凤仙告诉他们:“你是国家的孩子,你的妈妈在上海,你叫我‘阿姨’。”


古牧民没有立碑的习俗,但这6个汉族儿女,却以汉族传统的方式,在草原上为父母立下一方独特的墓碑。在坟前,他们终于叫了张阿姨一声“妈妈”。


·张凤仙夫妇墓碑。

不能忘记的共和国记忆

草原额吉与“国家的孩子”的故事,还有很多。


锡林郭勒盟有三姐妹,老大叫国秀梅,老二叫国秀琴,老三叫国秀霞。当初,她们没有姓名,民政局的叔叔阿姨们说:他们都是“国家的孩子”,就姓“国”吧!


一位由朝鲜逃难而来,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族大娘芮顺姬收养了她们。三个孩子都有小儿麻痹,腿脚不便,芮大娘扶着她们走路,背着她们上学,看着她们一个个出嫁、成家。


苏尼特右旗的牧民哈斯巴特尔和妻子色仁杭拉夫妇,为抱来的女孩子起名阿拉坦图雅。5岁时,小姑娘的双腿瘫痪了,妈妈把女儿放在勒勒车上,走遍了草原,见医生就求药,见菩萨就磕头,终于找到一位民间医生。


针灸后,医生用羊皮被子把孩子包起来发汗,叮嘱3天不能动弹。妈妈三天三夜没合眼,喂饭喂水。结果,奇迹出现了,阿拉坦图雅的腿好了,中学时,在全旗女子短跑、长跑赛中都得了第一名,人们称她“飞毛腿”。


在以后的岁月里,这些“国家的孩子”,有的当了工程师、教师,有的走上领导岗位,也有的成了地道的牧民,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自己的羊群。高原的风和阳光使他们变得剽悍、健硕,许多人讲得一口蒙古语,不经介绍,无法想象他们曾经来自秀丽的江南。


2019年9月29日,都贵玛早早醒来,穿上紫色蒙古袍,配上橘红色头巾,7时30分准时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。


这一天,她被授予“人民楷模”国家荣誉称号。颁奖词写道:“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代表,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,诠释了人间大爱。


·2019年9月29日,习近平总书记向“人民楷模”获得者都贵玛颁授奖章。


都贵玛抚养过的孩子们,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哺育他们的土地上。不论工作再忙、住得再远,他们都会不时到都贵玛家坐坐,陪额吉喝碗热乎乎的奶茶。


原本相隔千里、民族迥异,如今却骨肉相连、生死相依。在那段困难年月,草原以其博大的胸怀,成为无数人的“额吉”。


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共和国记忆。它告诉我们,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,从来不缺少爱的故事。

参考资料:

《乌兰夫与三千孤儿》,北京:中共党史出版社,1997年。《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》,呼和浩特: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1997年。《国家的孩子》,北京: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6年。《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母亲》,《人民日报》1997年8月13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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